方法論第七週心得

Sismondo注意到一般對科學的兩種常識觀點特徵 很難取得一致，但為了使之一致，其中就涉及了一種社會面，Sismondo借助莫頓結構功能論的立場對此科學圖像進行批判。 STS有兩個基本命題，第一，科學與技術全然是社會性的活動，因為科學家和工程師必然是社群的成員，他們接受訓練進入社群，並且必然是在社群內工作。第二，科學與技術都不是能用一些簡單性質本質性的加以定義的自然種類，因此，應將科學與技術視為運作中的過程，採知識建構論（constructism）的觀點加以研究。 近年來，反對以形式主義觀點看待科學的人之中以孔恩為最著名者，其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挑戰了一般大眾和哲學界看待科學史的主流觀點。孔恩的革命非進步性以及典範轉移的不可共量性，是孔恩理論裡兩個密切相關的特徵，也帶給許多評論者最大的難題。Sismondo認為，孔恩的貢獻在於對二十世紀中葉有關科學的眾多信念深刻的質疑，可以將《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看作是在指陳：科學社群組織的基礎，最重要的是靠觀念和實作，而不是依賴對於理想行為的想像，此外，它們是由下而上組織起來的，而不是像功能論主張的那樣為了一個支配一切的目標而存在，換言之，該書開創了一個可以用在地觀點思考科學實作的空間，而不再只是用科學實作對於進步的貢獻、或者是張顯了理想這類的觀點來看待科學，孔恩的理論觀點對STS有著深遠的影響。
在＜建構論大綱＞（An Ontline of Constructivism）這篇文章中，孔恩的理論又被推得更遠了，因為不只是開創了地方研究的可能性，還帶來了新的研究取徑與探問方向。在有違孔恩本意的狀況下，孔恩被視為建構主義者運動的先驅，Golinski順著Strong programm的提倡者Bloor和 Barnes的觀點討論孔恩的理論貢獻。由於典範這個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使得建構論者得以在此概念上大做文章，基本上，與Sismonda的看法相同，孔恩關注的是科學的實作理性而非理論架構的邏輯演繹，因此，理解典範的意義對於社會學和哲學都具有生產性。與Sismonda不同的是，Strong Programm將孔恩的理論貢獻應用在實際經驗研究上，特別是對於典範爭議的研究，Golinski整理出三項有關孔恩對建構論者研究方法的啟發，第一、典範是科學實踐形式，借由科學教育訓練達成，因而可將科學視為一個傳統權威的系統；第二、典範事一個科學實踐的圖像，由解決問題的模型、概念、方法組成。第三、科學社群之間的互助產生次文化，這種地方文化價值會形塑社會生活，特別是在爭議情境時容易看到，於是，當建構論者如此看待科學實踐時，文化的重要性就提升了。除了對典範概念的重新詮釋之外，建構論者提供兩個研究策略，分別是關注”利益”和社群整合與分化，簡言之，由於理論觀點的轉移，使得科學社群內部的政治性問題被看見，使得社會學研究有更多介入的空間。

參考資料
Jan Golinski, Making Natural Knowledge: Constructivism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pp13-27.

Sergio Sismondo,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chs.1-2,<<科學與技術研究導論篇>>(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