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知識份子於台灣的困境>,夏曉鵑

...(節錄)

我覺得台灣的社會運動目前極度缺乏一種批判知識份子類型，是我稱之為「有良心的狼人」：他月圓的時候會變成狼，會吃人，可是他是有良心，不想傷害人。所以為了避免自己在月圓的時候無法控制的傷人，在月圓之前就要把自己給斷手斷腳或者綁起來避免自己傷人。「有良心的狼人」是我的比喻，我的意思是說，這樣的知識份子知道自己是有條件背叛群組和運動的，可是他同時知道自己具有任務，因此應該讓自己變成社運組織的一部分，而不是社運的領導者、不是牧者。知識份子必須將自己抽象思考和分析能力，運用各種適切的媒介，讓更多的組織成員習得；也就是，知識份子必須扮演組織者的角色，促成群眾的主體化，與群眾共同發展出從「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能力。而在此將自己鑲嵌於組織的過程中，知識份子也使自己不再是主導者，必須對組織負責（accountable）。也就是說，他必須在月圓以前把自己的功力傳給更多的人，所以就算他背叛了也無所謂，對於運動沒有大傷害，也就是想方設法避免人治的狀態，避免「偉人」死了以後，運動就game over的狀態。所以，「有良心的狼人」的批判知識份子，必須讓自己鑲嵌於組織之中，讓自己變成是對組織負責的，而不是個人主義式的。

但是，此種對批判知識份子的想像，與華人知識份子的自我想像相當不同。在我們的養成過程中，因為知識份子總覺得自己是「菁英」，要領導／指揮群眾，或者是說有比一般常人更多的歷史責任。我也是在這樣的菁英教育下成長的，但因為大學畢業後的一些際遇，讓我不斷地反省菁英主義的問題。大學畢業之後，因為會講客家話，而無意間找到一份工作，去當徐正光教授客家農村研究的助理，那個時候我是想去美國，因為，台大畢業就要去美國，這是當時菁英的基本路徑。為了能順利去美國唸書，我留了一年給自己準備考試，我的同學告知中研院一個工作機會，條件是社會系畢業，而且要會講客家話，因為我符合這兩個條件，更順利接下工作。徐正光教授在早期［對］反對運動相當支持，因此為了支持幾位參與過工運的美濃年輕人，特別是鍾秀梅，而提供了這個客家的研究計畫。鍾秀梅在黨外時期時還是學生，參與了農運跟工運的一些組織工作，然後沒唸完就板退學了。後來在八０年代末期、九０年代初期，整個反對運動被民進黨快速吸納，然後就變成是政黨運動，而且草根就被「用了就丟」，例如農民被帶上街，被打的頭破血流後，許多人嚇得不敢再參與運動，卻造就了幾個政治明星。這個過程當中，幾位美濃年輕人感到失望，因此決定返回農村蹲點，而徐正光教授非常願意支持，提供了研究的經費，而我，就這樣，完全是意外地，參與了美濃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