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論第十週心得

Geertz企圖超越現有文化理論，與E.B Tylor的文化概念相區隔，提出一種新的文化概念，也就是一種朝向文化的詮釋性理論。Geertz借用符號學傳統，並且認同韋伯看法，韋伯認為人是懸浮在意義之網的動物，而Geertz視文化為這個網，因此對文化的分析就不是一種探舊規律的實驗科學研究，而是一種研究意義的詮釋性科學。Geertz認為從事這類研究的研究方法就是民族誌，Geertz還借用Gilbert Ryle「深描」的概念指稱這種知識上的努力。(57)首先，Geertz證明的文化意義是具有公共性，因此深描是有效的研究方法，其次，談到「深描」的認識論預設，深描的目的是為了理解人類文化，而民族誌深描的原則並非「從行動者角度看事情」也非「模仿分析」(emic analysis)，而是必須理解在何種程度上是種詮釋，以及又在何種程度上是人類學的詮釋，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基於行動者」(actor-oriented)式對人類符號系統的理解，換言之，所謂的詮釋是建立在相對主觀性上，描述是在雙方各自的承認中產生出來的，所以無論如何都是某種程度的詮釋。(64)最後則歸納出四個民族誌描述的特徵：（1）這是種詮釋；（2）詮釋的內容是社會論述；（3）這種詮釋是由這類論述的「所言」(said)組成，而這個「所言」是由場合中脫離出來並且定位在具說服力的脈絡中；（4）這是微觀的，(68)因此，這類研究的目的不只是完全理解每個行為，而是希望尋求一種更廣泛的宣稱，但這種理論宣稱一旦脫離脈絡就會顯得空洞，因此理論的作用是為了有系統地概念化材料，並且能給予詮釋和判斷經驗材料的合理性。(70)不過文化分析要避免這樣的危險，也就是脫離社會生活，研究社會行動的各種面向不是要拋棄生活中存在的兩難，而是要深入他們之間，人類學研究不是要回答這類深層問題，而是在紀錄人們所說時提供我們理解他人的指引。

＜Telling the Convict Code＞討論研究者要如何進入研究場域以及如何取得有用的資料。研究者的困惑在於，為什麼這樣的組織無法順利”運作”，也就是沒有達到勒戒的目的，因此，研究者假設在組織中存在一個與組織對立的次文化，（77）此為研究者要探究的研究問題。受訪者分為兩類型，分別是勒戒所的住民(resident)以及工作人員(staff)，而文中所說的”交談密碼”(telling the code)就是住民之間區隔於工作人員的交談語言，編織著屬於他們的「地下生活」，當研究者了解這組密碼後，一方面才正式進入他們的社會生活世界，另一方面也才能取得有用的分析資料(81)。事實上，工作人員的環境也受到住民的「交談密碼」所結構，因此他們自身的「交談密碼」則在尋求一種超越處境（trans-situational） 和非特定處境性（non-situation specific）的特色，(83)用來解釋、描述和策略性應對住民的行為。(84)總的來說，有一種說法認為這種「交談密碼」是一種住民生活的組織形式，提供住民和工作人員一種對事情的敘事，這顯現在這組編碼(code)像是某種「口頭傳統」(oral tradition)，對於管理住民具有道德力量，同時又是在排除外人(outsider)的情況下對事件進行理解的編碼。除了定義交談編碼之外，Wieder在文章中都透露了一些如何取得這種交談編碼的技巧，譬如住民會避開其他人的視線選擇到酒吧外頭邊聊邊談等，我認為這類技巧也會是研究者在臨場研究時遭遇到困難的部分。

參考資料
Clifford Geertz, “Thick Description: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in Robert Emerson ed,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Formulations, pp. 55-77.
D. Lawrence Wieder, “ Telling the Convict Code,”Ibid, 7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