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11日 星期一
memo:莫札特:探求天才的奧秘
Elias對於莫札特的研究興趣應該是種英雄惜英雄的自我投射情感吧!Elias將原本為世人所神話的莫札特拉回人間,還給莫札特人性化的一面,在莫札特偉大藝術品的背後隱藏著渴求愛卻不得滿足而倍受折磨的心靈,在Elias的認識下,莫札特的形象才真正從那些偉大藝術品中浮現出來。
既然這本書不只是本簡單的人物自傳而是本社會學研究,那麼就必須指出具有社會意義的幾個特點。首先,這本書從一個社會整體的觀點解開莫札特為何急促倒下不得善終的謎題,對Elias而言,莫札特的一生應被視為巨觀社會變遷中的微觀過程體現,所以研究他的一生才具有一個典範性的意義。其次,這本書是一個對於天才的研究,一反過去對於天才概念的看法,Elias一再強調天才並非天生的,而是涉及到整個存在的社會脈絡,如同莫札特的一生其實處處受到社會處境的限制,所以要了解這個天才的一生就必須建立一個型態理論架構才能理解一位天才誕生的故事。最後,這也是一個探問創造力來源的研究,對Elias而言,藝術創造的過程是開放性的,而且是一個具有社會意義的過程,Elias認為一個藝術創作的誕生是經過這樣的過程:藝術創作的高峰所以能夠被達成,乃在於那種具自發性與創造力的想像力涓流、關於材料內在故有法則性的知識,以及藝術家良心的判斷力融合在一起,因而彷彿從自己身上按照合乎材料和藝術良心的方式加以表達出來,這就是昇華過程最具社會性意義的類型之一。簡言之,一個人的天才、藝術才能的出眾或一件作品的偉大都不能脫離社會整體脈絡而存在,只有將整體社會結構納入考量才能理解這些超出凡人的成就。
如果要細究莫札特時代的特色可能無法一言以蔽之,但可以看到Elias所著重的幾個分析面向來大略了解所謂型態理論的論點。首先,莫札特身處在一個宮廷貴族與市民階級的矛盾衝突結構之中,而藝術才能是否能發揮也與這個社會結構密切相關,因此,Elias第二章到四章都在說明社會結構對於莫札特要從工匠藝術家走向自由藝術家時會帶來的困境。其次,型態理態也有助於解釋莫札特藝術才能的形成,最突出的就是他父親對莫札特的矛盾心態,而莫札特對於宮廷社會既仇視又內化成藝術良知的矛盾關係也是這個型態所造成,比起理性因素,情感因素在莫札特的一生中更具有關鍵性的力量。最後,型態理論所勾勒的不是靜態的社會發展圖像,而是放在長時段的歷史脈絡中考察,所以才能斷定莫札特的失敗是因為社會還來不及為他準備一個合適的社會結構,也就是當時的音樂發展階段還不足以支持他這位天才的創作。簡言之,型態理論重視的是社會結構、情感和歷史這幾個分析面向,一旦將莫札特的生平放到這個特殊的型態理論模型中就能更加準確的掌握這幾項因素對於他生平的作用。
如果用「時運不濟」來總括Elias對於莫札特悲劇的研究或許又失去某些豐富性,因為若不是莫札特在這樣矛盾的社會處境下再以如此堅強的抵抗力與此環境遭逢,或許也無法造就這些天才創作的誕生,但反過來說,假如莫札特能出生於貝多芬的時代,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配合下,或許就會有更多偉大的作品誕生,而不會享年35歲就急促倒下,所以型態理論可能就是告訴我們人總是渺小的,在歷史的洪流中、型態的變化中,人對於命運總是只有微薄的抵抗力,但相反地,也告訴我們人卻也是因此而偉大,所以即使了解了莫札特凡人的一面也不減損我們對他藝術成就的崇敬。
2009年5月10日 星期日
摘要:中世紀的運動發生(The Genesis of Sport in Antiquity)
1
很多風行世界並在今天或多或少以特定形式進行的運動是源自英國,這些運動傳到其到國家的時間大致是19世紀後半到20世紀前半,其中,足球(Football)是最受歡迎的運動其中之一,或縮寫成”美式足球”(soccer),其他運動像賽馬、摔角、拳擊、網球、獵狐狸、賽船、槌球和競技則沒有這麼流行。英文術語的「運動」(sport)也作為一個特定娛樂類型的類別術語被其他國家廣泛採納,那個大約在1850到1950之間傳到其他國家的「運動」一般而言有特定區隔性的特徵,如同用來證成自身設計,也就是作為一種「運動」,這類特徵在其他國家可能比在英國本身還被指出來。有一個德國評論家在1936年就寫到:
眾所皆知,英國式運動的搖籃和敬愛的”母親”…在涉及這個領域中的英國技巧術語時或許是其它國家普遍資產,就如同在音樂領域中義大利的技巧術語一樣,但當這些文化從一個國家傳到另一個時很少只帶著些微改變。
「運動」(sport)這個社會資料(social datum)和這個字本身對許多國家而言都是陌生的,這可以從很多例子中看到。(P161)這個從英國民俗遊戲成為足球聯盟或「美式足球」(soccer)的形成過程有幾個朝向規律化和正式化的長期發展特徵。在1863年,這個過程或多或少是在國家層次發展,第一個根據英國規則建立的德國足球俱樂部是在1878年的Hanover,在荷蘭是1879/80年,義大利大約是1890年;足球聯邦在瑞士1895年成立,德國是1900年,葡萄牙在1906年,從每個國家的俱樂部數字中可看出這個成長過程,1908年開始,足球成為Olympic Games的固定部分。當這個遊戲傳到其他國家時,足球(football)這個術語本身經常能與英式足球的「足球」 (soccer)相合而能進入其他語言。除此之外,還能找到與此類似的例子,但作為一種方法的起頭,這些已經足夠指出我們要討論的問題。
2
指出這個事實,也就是稱作”運動”的英國娛樂為世界悠閒運動奠定模式這個事實是為了說明什麼?為什麼會是英國第一個出現?有什麼英國社會的發展特徵和結構可以解釋這個悠閒活動發展過程中我們指稱是「運動」的特定特徵?這些特徵又是什麼?屬於這些區隔性娛樂的特徵中有哪些是來自早期娛樂?(P163)
第一眼會認為我們的問題是基於錯誤假設,確實會產生很多疑問,特別是想起古希臘這個體育和其它「運動」的偉大先驅,他們是否不存在我們這種類型的遊戲比賽?我們提及的「運動」難道不是奧林匹克比賽的復興嗎?如果沒有簡單回顧古希臘的遊戲比賽是否有我們認為的「運動」特徵,要指出在18到19世紀在英國產生並傳到其他國家的這種稱作「運動」(sports)的遊戲比賽是某種相對新的東西還是某種舊事物的復興是很困難的。「運動」這個術語就像「工業」(industry)這個字一樣,可以廣義的說也可以有狹義的說法,如果廣義的說,就是指所有社會中的遊戲比賽和身體活動,狹義上,就是指源自英國並傳到其他國家的特定類型遊戲比賽,這個過程,我們稱做遊戲比賽「運動化」 (sportization)的過程清楚的指出一個問題:我們可以從那些我們稱做「運動」趨勢的休閒活動組織和結構發展中找到像我們談工業化過程的那種獨特運作結構和組織嗎?(P164)這是一個開放性問題,所以也很容易被誤解,不是將工業化視為運動化的原因,也不是將工業化和運動化視為在國家變遷的總體發展過程中相互獨立的部分發展過程,但只要放棄將這個變遷過程視為上層影響下層來看待[1],就有希望界定這個問題,而界定這個問題本身—運動發生的問題—就是本文主要任務。
3
以下摘要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中對於體育緣起的說明,此為對於此問題的傳統觀點:
最早的體育紀錄是奧林匹克運動(c. 800 BC)…由Theodosius在AD 394開始。…中世紀的宗教慶典經常有粗野的(crude)球類比賽,這是20世紀運動的先驅,隨著18世紀工業革命,運動成為公共學校的課外活動,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得到大幅發展,19世紀的體育是奧林匹亞運動的復興,20世紀所有的運動比賽發展到高峰,即使經過二次大戰和少數戰爭,這個興趣也持續發展。
這個摘要可以看到一般的解釋,但其中隱藏了幾個未解決的問題。例如,如何能說宗教慶典中的比賽是「粗野的」,雖然在奧林匹亞中的中世紀宗教慶典明顯較不粗野而很接近19世紀和20世紀的形式?如何能解釋這個運動的發展,19世紀的體育復興?在此例子中,是否能檢驗出能解釋這個運動發生的特定條件指出這個「運動」有獨特特徵而能與其他類型區隔,在開始這個困難的問題之前最好先解釋這些區隔性特徵的特質?(P166)
4
在此指出幾項中世紀遊戲比賽與現代的差異,在中世紀,激烈運動的傳統規則比一般運動有更多規定,之後,這些規定更加細緻且分化,但這些有較高身體暴力的遊戲本身並非孤立的資料(datum),這項特徵在國家形成過程更加明顯。相對固定的、穩定和非個人壟斷和暴力手段的控制是當代民族國家集中化的結構化特徵之一。這種對問題的界定並不困難,只要受到文明化進程理論的指引。(P167)根據特定的社會組織和工業化民族國家發展中的暴力控制手段,我們有提到一些與暴力衝動有關的特定自我控制標準。內化這些標準提供了保護和強化對抗不同方式的偏差,提高對於暴力行為、看到超出現實生活允許範圍的暴力時有反感的敏感度,以及對於自身錯誤的罪惡感。然而,國家之間不間斷的暴力事件使得這些對抑制暴力衝動的反抗仍然是不穩定的,在此期間持續顯露衝突性社會壓力—在國家內部的人際關係中鼓勵對暴力衝動的高度自我控制,但在不同的國家之間則鼓勵解放自我控制或暴力衝動,甚至是一種對暴力的訓練,於是產生的一種雙重道德(double morality)的結果,也就是一種分裂的、矛盾的意識形成(conscience formation)。(P168)
無疑地,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都可以看到這類分歧。工業化國家內部的衝突和緊張成為較少暴力並某種程度是更有效管理,這是一個長期非計劃性的發展結果,這的確不是現代的優點,但是現代傾向於如此看待;他們傾向於以過去的意識形成[2]、對身體暴力的反感去判斷,例如支配菁英和被支配之間的關係是較低的,反抗的最高形式則只是他們自身個人的成就。在過去的遊戲競賽中,都是以這種方式去判斷被觀察到的暴力程度,我們經常無法區分出錯誤的個人行為是在對抗內部社會的暴力控制標準,或者在其他社會中可能是被允許的行為,因此情緒上的反應經常導致我們對不同社會的暴力控制標準下判斷,彷彿每個社會成員都可以自由選擇他們的標準和他們的規範或是我們的,使他們可以選擇採取錯誤的決定。(P169)
5
在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遊戲比賽中習慣上被允許和使用的暴力程度因而顯得更廣,而且是一個非常基本問題,以下舉幾個例子說明。
以摔角為例。今天,這個運動是高度組織化且高度被控制的,是受到國際摔角聯盟管理,是根據1976年Olympic的規則。專業表演者不會真的對對手造成傷害,但表演者會演出傷害對手的戲碼,使觀眾真的相信。(P170)作為運動的摔角和作為”競賽”(agon)是不同的。(P171)拳擊是另一個例子。(P172)在Olympic拳擊和摔角中殺了人通常被認為是有榮耀的,而不會被處罰或貼上標籤,在希臘遊戲中並非由”fairness”所支配,英國fairness的道德不是來自軍事根源,這涉及到英國由遊戲比賽提供的享樂特徵的改變,這導致了運動對抗結果中的短暫愉悅,是短暫的勝利,平等(equal)愉悅和刺激被延伸[3],這產生自參與比賽或從目睹比賽本身的張力。(P173)在英國,強調遊戲中的享樂與緊張刺激感在某種程度上是與對抗的樂趣相連結,這種遊戲方式同時是從”粗野”的遊戲競賽形式轉變成運動的一部分,也是公平道德(ethos of fairness)發展的一部分。比起希臘城邦國家能達成的程度,這一切都需要更高度組織化的發展[4]。(P174)
6
奧林匹克的比賽對於今日的我們而言都是陌生的,因為我們無法理解一個高度文明化的人在從事這類歧視性運動時可以從看兩個人互打的野蠻視野中獲得樂趣。不只是對羅馬人而言,在希臘也是,這種形式的比賽不只是種運動,這是一種嚴肅的交易…因為競賽者會失去他們的生命。
這個評論是在1882年由一位奧林匹克學者Adolf Boetticher所寫的,直到今日仍有效。就像摔角和搏擊,拳擊手無論如何要獲得勝利。
這個事實無庸置疑但必須重新評估,這段話是一個被誤解的典型例子,導致我們將對於特定身體暴力型態的反感作為人類社會的一般性評價標準,而不管他們到達的社會發展結構和階段,特別是指身體暴力控制和社會組織階段:社會發展就跟組織與生產的”經濟”手段控制一樣重要。…古希臘雕刻在現代有很高的評價,但鑲嵌在希臘比賽遊戲種的身體暴力在今日卻獲得很低的評價,這意味著我們無法從一個價值體系推導出另一個來,這個難解的問題挑戰了基於這種評價體系來判斷過去的人。然而,如果考慮到相同社會中不同方面之間關係的社會學分析,就會假設那些導致相同評價的社會操控(manifestation),無論是正面或負面都是互相依賴的。希臘藝術之美和希臘比賽的相對粗野就是一個例子,(P175)兩者並非不可共量,這是在同等社會發展層次和社會結構下具有聯繫的操控。
如果不了解在希臘城邦國家支配菁英中個人的身體外表在決定社會地位時的重要性,就無法了解希臘的雕刻藝術如何產生。古希臘社會中用來表達理想的概念是”arête”,後來被翻譯成”德性”(virture),但這並不具有任何道德特徵,而是指戰士和紳士的身體意象(body image),大部分的奧林匹克勝利者在他們的城鎮中具有地位。(P176)在希臘社會中,另一個區隔性特徵就是希臘社會中的運動員地位與我們的社會有很大的不同,運動、身體的”文化”在現代有很大的不同。運動選手通常出身於好人家,有錢地主或較富有的農家,因為訓練只有相對富有的人才提供的起,如果贏得比賽就有機會成為統治菁英。因此,希臘雕刻中的戰士形象就是根據比賽戰士的形象,所以實際上這兩者的關係是緊密聯繫的。(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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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古典希臘的遊戲比賽再現的暴力程度、中世紀的民俗遊戲和當代的運動比賽會顯示出文明化進程的特定趨勢,但是如果沒有將此趨勢研究連結到對於遊戲比賽控制的相關方面仍是不足的。簡言之,必須考察社會中被允許暴力的程度、暴力控制的組織和社會給定的相應意識形式(corresponding conscience formation)。
舉幾個例子或許能將這個廣泛的脈絡聚焦。20世紀,德國納粹的大屠殺引發全世界的反感,對於德國的明生有所傷害,這個衝擊影響很大,因為很多人已經活在一種幻覺,認為這種野蠻行為已經不可能發生,他們假設人已經變得更文明,它們已經更道德而成為自然的一部分。納粹事件做為一個警告,對抗暴力的限制不是文明國家的優先性特質(nature),也就是並非種族或民族造成的外部特徵,而是社會發展的特定面向,導致了更加分化和暴力手段的穩定社會控制和導致一種意識形成,很明顯的,這類社會發展型態可以被逆轉。(P178)有些人會問為什麼一個非計劃性發展可以導致某種評價為進步的東西。
所有對於文明化行為標準的判斷都是一種比較性判斷。(P179)比起當代民族國家,中世紀社會中的身體較不安全。在它們的詩表現同情多於道德憤怒不是差異的非典型,Homer批評Achilles的作為,但並沒有因為他做了人類犧牲的殘暴行為而譴責他的英雄地位。(P180)奧林匹克的遊戲比賽對於這個祖先葬禮比賽的成功有直接的關係,這個例子表現了另一條派生於當代運動比賽(descent)的不同路徑。
8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既非荷馬英雄和諸神們熱情和暴力的正常程度或他們建立自我控制、意識的一般發展程度,而是古典時期在到達Athens之前的幾個步驟。神廟和希臘英雄和諸神的雕刻提供一種古希臘的形象是一種均衡、和平的人類。”古典”這個概念使人想起希臘社會圖像作為一種均衡美的模型,使後代無法再模仿,這是一個錯誤的概念。
在此我們不能說古希臘在關於”意識”的發展、暴力內在化控制的發展提供一個位置,或許能說古希臘提供一個”意識的開端”,提供一個舞台是自我控制意識轉變發生的舞臺,此轉變由外部超個人的共同形象所再現,會告訴人們什麼該做和什麼不該做,成為一個相對非個人和個體化、根據一般的正義和非正義、是非社會原則的內在聲音,即使如此也只是一種例外而非常態。(P181)在古希臘社會「意識」的概念尚未發展,此事實可視為一種意識形成指標,比起我們現今社會,希臘社會尚未到達內在化、個體化和相對自主的階段。
如果要了解希臘社會中高暴力程度和較低的暴力反感程度,這裡提供一個線索。在希臘城邦國家中,個體之間仍然高度相互依賴,在外部能動性和約束力是抑制熱情的手段,所以比起現代工業社會,對於控制暴力衝動他們較少依賴內在障礙、依賴自身。在最後一個步驟,指出在相互依賴鏈中的另一項連結可能是有用的,這項連結聯繫了鑲嵌在希臘式遊戲比賽和與其它結構特徵的希臘社會戰爭中的暴力程度。比起現代,家族在保護個體免於暴力中扮演重要角色,這意味著,同時間,每一個男性都必須準備為了他的親族抵抗,如果真的發生,攻擊是為了幫助或替他的親族報仇。即使在城邦國家中,身體暴力和不安全性仍是相對高的。在一個這樣組織化的社會仍有著嚴重的不利條件。
希臘哲學家Democritus對於理解這樣的差異給與一些描述。在這樣的處境下人們共同的社會經驗有此特點,每個社會中的是非對錯沒有同樣的意義,在那樣的社會中個人必須支持他自身和為了他的親族而捍衛生活。(P183)
[1] 改寫自P165第一到第十行。
[2] Conscience formation:例如那種對暴力產生反感的意識
[3] 不太懂這句話的意思。是指雙方都不會有很大的傷害,所以可以獲得相同的愉悅嗎?
[4] 下一段談希臘競技拳擊的特色,強調正面迎擊而不能閃避,有技巧的選手會選擇消耗對手體力最後再給與痛擊,這種競技型態的拳擊比較強調決策關鍵的勝敗大過本賽本身,這是對於身體耐力和肌力的考驗,也是對技巧的考驗,因此在這種比賽中嚴重的傷害是很常見的。(P174)
memo:The Genesis of Sport in Antiquity
雙重道德(double morality)、意識形成(conscious formation)、遊戲比賽(game-contest)、運動(sport)、競賽(agon)、身體暴力(physical violence)、暴力自我控制(violence self-control)
第一節指在說明「運動」這個概念無法轉譯成其它概念,起源於英國而之後流行到其他國家。第二節旨在說明本研究目的是要解釋運動的發生問題,首先要指出此概念不同於希臘時代的奧林匹克遊戲比賽(game-contest)。第三節說明一般人對於體育活動起源的看法,一般認為運動(sport)起源於希臘,但Elias有不同看法。第四節旨在強調希臘與現代有明顯不同,根據文明化進程理論的啟發,可以比較希臘社會與現代社會對於暴力控制的差異,特別提出一種雙重道德的觀點,其中涉及一種特殊的意識形式。第五節以摔角和拳擊為例說明希臘社會與現代社會在暴力程度和對暴力反感的意識有何差異。第六節在於澄清文明化理論指標中容易被誤解的一點,也就是希臘藝術成就與暴力程度之間的關係,Elias認為這兩者是高度相關的,關鍵在於希臘社會對於身體的觀念與現代社會不同。第七節的主旨不容易掌握,可能是說不同社會發展階段對於暴力程度的容忍度和想像有所不同,現代人對於暴力事件有很大反應而影響暴力者的名譽,但在Achilles的例子中,殘暴行為並不影響他的英雄地位。第八節再度強調希臘社會並非一個和諧的社會,而是一個人人自危且隨時需要為了保護自己而從事暴力反抗的社會,因此是一個雙重道德的社會。
2009年5月6日 星期三
課堂心得:方法論第十週
主旨:報導者所陳述之內容具有嚴重社會後果,所以陳述者所言會經過折射,研究者不能將之視為事實,但這也是社會事實的一部分,作者提醒我們要注意特殊的編碼(規範)
這篇作者的立場是偏建構論或實在論?
我認為code像是種"言外之意",老師強調必須有code是因為不能直言,直言會帶來嚴重社會後果,這是我在讀文章時沒有注意到的,但也容易理解。
Thick Description
民族誌研究的任務在於透過"深描"理解文化中的意義結構
文化是一種意義結構,強調社會行動背後的意義結構
從微觀出發找到普遍性的意義
心得:
精神差腦袋無法思考
整個無法進入老師的脈絡
但是我覺得code應該不只是一種言外之意
可能還包括一種或得被研究者群體認同的通行證
理解code等於取得信任
這樣就能獲得不需要經由code修飾過的實話
方法論第十週心得
<Telling the Convict Code>討論研究者要如何進入研究場域以及如何取得有用的資料。研究者的困惑在於,為什麼這樣的組織無法順利”運作”,也就是沒有達到勒戒的目的,因此,研究者假設在組織中存在一個與組織對立的次文化,(77)此為研究者要探究的研究問題。受訪者分為兩類型,分別是勒戒所的住民(resident)以及工作人員(staff),而文中所說的”交談密碼”(telling the code)就是住民之間區隔於工作人員的交談語言,編織著屬於他們的「地下生活」,當研究者了解這組密碼後,一方面才正式進入他們的社會生活世界,另一方面也才能取得有用的分析資料(81)。事實上,工作人員的環境也受到住民的「交談密碼」所結構,因此他們自身的「交談密碼」則在尋求一種超越處境(trans-situational) 和非特定處境性(non-situation specific)的特色,(83)用來解釋、描述和策略性應對住民的行為。(84)總的來說,有一種說法認為這種「交談密碼」是一種住民生活的組織形式,提供住民和工作人員一種對事情的敘事,這顯現在這組編碼(code)像是某種「口頭傳統」(oral tradition),對於管理住民具有道德力量,同時又是在排除外人(outsider)的情況下對事件進行理解的編碼。除了定義交談編碼之外,Wieder在文章中都透露了一些如何取得這種交談編碼的技巧,譬如住民會避開其他人的視線選擇到酒吧外頭邊聊邊談等,我認為這類技巧也會是研究者在臨場研究時遭遇到困難的部分。
參考資料
Clifford Geertz, “Thick Description: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in Robert Emerson ed,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Formulations, pp. 55-77.
D. Lawrence Wieder, “ Telling the Convict Code,”Ibid, 76-88.
2009年5月2日 星期六
Robert Emerson, (2001)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Co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Formulations(2001)
在Vicki Mayer的Book review中提到,《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Formulations》這本書提供了一個從採取人類學田野研究方法到提出社會學研究問題的有用介紹,此書由三部分組成,每部分開頭都有Robert Emerson對於當代爭論的問題所做的摘要,各部份的選文編排則從一般性(Geertz, Goffman和Becker到主題性(實在論或唯實論realism,正當性約束legal constraints, and 有效性技巧validation techniques)。此書有經過再版,第二版新增了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距離關係,更增加了反身性的形式和分析。Emerson對於任何一個爭議性主題採取立場,而鼓勵讀者能主動思考自身的位置,包括近十年來爭論的認識論、時見和道德議題,Emerson的貢獻在於替社會學學生定義了有關田野方法和應用中有助思考的關鍵概念和關鍵時刻,閱讀Emerson的書有助思考社會學計畫中方法的政治性和標示出他所界定的領域中那些落差和限制。
參考資料
Vicki Mayer(2002)"Book Review,"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Perspectives and Formulations.
Glifford Geertz(1926-2006)
在芝加哥大學時,成為符號人類學的成員,專注於社會中思想(符號,symbol)所扮演的角色,符號會指引行動,在他的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1973)這本書中,對文化的定義是:文化是一個概念系統,表達了人類以符號形式對於生命中溝通、理解、發展知識的各種意義。人類學家的任務就是詮釋文化中的符號(參考"深描")。
參考資料
Wiki
"Clifford Geertz, Cultural Anthropologist, Is Dead at 80, "in New York Times,2006.11.1.
Thick Description: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原出處是1973年"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文化的詮釋)這本書中,"深描"是其中的重要概念,Goole Scholar統計中,這篇文章被引用次數超越整本書的引用次數。
Geertz另一本重要的著作是"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1983),相隔十年的著作,被引用次數比前者更高。
D. Lawrence wieder
"Telling the Convict Code,"
Paul Atkinson
"Ethnography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Martyn Hammersley
"Ethnography and Realism,"
Museums and the Shaping of Knowledge 8
8 對現代有用的過去(A useful past for the present)
歷史的成敗(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 of history)
博物館在這六百年間對於塑造知識上很活躍,但沒有所謂本質性的博物館。因為認同、目標、功能和主體位置都是多樣化且不連續的,”真理”內在於世界:是由多重約束特性(virtue)所產生的。(Foucault, 1977b:13)。成功的歷史是屬於那些能捕捉到規則的人、屬於取代那些曾經使用過這些規則的人、屬於掩飾規則而扭曲、轉化他們意思的人,以及使規則更改方向對抗那些強加規則於上的人;若能控制好這個複雜機制,他們就能透過他們自身的規則克服這些規則制定者。(P191)
博物館的「 有效」歷史已經發現了有關物質收藏、密封和分類的故事,但這對於什麼東西是被渴望的,東西該如何分類以及意義如何確定,為什麼這些收藏會被擺放在一起,這些收藏一旦被組成後要如何使用的問題都是劇烈的轉換,曾經被組成的真理和知識形式不再跟著一個連續性的認同。在Medici Palace中的真理是將君王定位在階層結構比其他人都更接近造物主的頂點,這樣定位有合法性是因為明顯的物質存在標誌出一個外部關係,但是這樣的知識當佛羅倫斯被法國入侵而Medici第一代被趕出城市時突然終止了,這些收藏品突然被移走、被改變、被重組和再現:被重新構連組成新的真理使一套新的好壞優劣關係得以合法化。「展示櫃世界」裡的知識是透過對這個世界的詮釋而由這些物品的展示出來,同時也是客觀化世界中的主體在所處位置的詮釋,一旦那些收藏品顯示出的關係喪失了,收藏品的整體性不在,這些東西就會顯得”非理性”、困惑和混雜的。對王室社會展示的”理解”(knowing)是透過差異、區別編排組成的詞與物的關係,這裡的自然秩序是由簡單、可見、物品上的並列所顯示出來的。(P192)由此可知,每個社會都有自身”真理”的”普遍政治”(general politics)(Foucault, 1977b:13),這種知識是在實踐體制中產生,博物館就是其中一種,如此被生產的這種知識是根本上不連續的和受制於突然性逆轉,博物館成敗的歷史宣告了這類知識的使用是視其他權力實踐而定。
「有效」歷史將博物館定位於其組成脈絡,之前情況還不是這樣。「有效」歷史的企圖是在案例研究中捕捉特殊性和細節特徵,選擇這些案例是因為差異性而非相似性,同時,有效歷史認為社會(the social)是開放的,只有部分是固定,因此,任何案例研究和知識生產也只有部分是固定的,也就是外部/內部關係受制於運動和改變,社會包含物品、主體位置、空間和價值,透過幾個博物館元素的分析,這些元素會變得清晰,不過這些元素並非本質性的認同[1],在個別案例中會顯示其根本的偶然性、差易流動認同。(P193)物品的認同和意義似乎是由每個案例所根據的認識論框架、使用領域、凝視(gaze)、技術和權力實踐所構連起來的。以放在Medici Palace裡的Madonna and Child這幅畫為例,若是放在第二個案例「 世界展示櫃」,同樣一幅畫被理解為再現世界的階層結構。(P194)在第三個案例王室社會展示中,會感覺到與自然不相適應,但卻像是來自特定捐贈者的禮物。在第四個案例”規訓博物館”中,這幅畫則會被視為再現自由到專制者和壓迫者的物體結晶。(P195)
有效歷史也透過優缺點[2]之間的關係來顯示認同組成的人為性。例如手稿是破裂的、再組合的、再轉譯的;雕刻是在不同空間中再定位的,有片段是增加或移除的;圖像是被重製的。有效歷史顯示了「會威脅到脆弱繼承者的錯誤、裂縫和多層次的不穩定組合」(Foucault, 1977c:146)。不連續性會在由意義客體構成的區別和分類中被辨認出來。(P196)
現代博物館(Museums in the modern age)
現代博物館的知識型是由人文科學的浮現組成。人文科學存在於「無論何處—無意識面向之內的—都是價值、規則和指出整體性(沒有意識到形式和內容的條件)的分析。」(Foucault, 1970:364)現代知識型應該再現為從三個面向開放的空間容量(Foucault, 1970:347),演繹法例如數學、物理學是第一個面向,語言學、經濟學是第二個,第三個是哲學問題。人文科學不存在於任何一個面向,事實上,是很難歸類,但人文科學成功的在現代以最有特色的理解(knowing)模式來建立自身。
在現代,在知識上只有物品自身是不夠的:東西被理解的方式應被理解為他們和人的關係。現代知識型的知識基本結構是整體性(故事、主題、歷史、有機關係)和經驗(人和物的關係、透過研究在經驗事件上的活動而獲得的知識),這種主題和結構在現代博物館和美術觀中可以觀察到,(P198)雖然是在19世紀初這個現代才開始浮現,這個發展既非同時,各學科總合起來稱”人文科學”的各種知識也非以同樣方式發生。博物館組成元素中的轉向和改變是回應個體科學的發展,雖然這些東西不一定能在理解模式中找到,因此,由Richard Owen構想的自然歷史博物館裡空間和知識的關係,比起有現代觀念的Lamarck、Darwin和Wallace來說,與Georges Cuvier過時的理論還更相合。博物館的技術和微觀過程在與空間、物品與個體的關係中被討論,當透過現代知識型組成這些元素時,在Foucault指定的這些期間內,每種元素的認同和交互關係可能會改變很多次,因此,現代的討論就會著重於當代的博物館,這些空間、物品和個體如何在現代末和知識的主題和結構相構連?(P199)
現代博物館技術(Technologies in the modern museum)
公共博物館的誕生中,生產知識和讓觀眾參觀的公共空間一個很大的兩難在於將博物館工作者的實踐從參觀者中區別出來。博物館、收藏品和其特殊過程的經驗在分隔的兩邊是不同的,管理員工作知識的缺乏而將參觀者視為無知的而管理員在收藏品方面是專家,相反地,對參觀者反應知識的缺乏而使管理員對觀眾是無知的而不了解博物館知識產品是為了誰。現在,公共博物館早期私密的和私人空間的部分要開放,使私人和公共的分隔變得接近。
博物館空間的開放可以從幾個不同層次觀察。概念上,一些管理者傾向於將自身看做學習者而非知識的管理者,現在展覽和收藏品有時是觀眾和博物館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產品,透過在「公開日」邀請參觀者看「後台」使私人空間和過程有時是公開的,(P200)公開庫藏的觀念是近幾年浮現的(Ames, 1985)。[3]博物館建築也傾向史所有性質的資訊運作更平順,「智慧」博物館需要適當的資訊傳遞能力,因此電子提供的品質和電子線路方法是很重要的,透過將冷氣和結構中的因素、設備釋放的熱度、觀眾數量的改變、展覽和儲藏環境特性都理解為相同普遍框架的一部分,智慧博物館能自我控制環境。(P201)收藏資訊可以移到博物館空間各處,也可以跨世界提供其他收藏品,博物館空間和物的空間不再像過去那樣了。參觀者也可以與博物館空間和博物館資訊承載功能連結,當主體和資訊產生互動,所以一個可以產生另一個:主體產生資訊時並同時消費之。
博物館出口的設計比起過去像監獄現在時常看起更像飯店大廳,博物館空間在其他方面也有不同設計,例如商店、餐廳、休息區和座落地點,當商店在美術館占有空間,博物觀展場就會轉向儲藏而待售項目則取代展品的位置。(P202)商店內容與收藏品特性相關,但商店有時更特別,很多博物館和美術館也會設置飲食區,當博物館重定位後就吸引很多企業贊助者進入,包含大眾娛樂空間的使用。很多博物館開始小心定位自身的印象,這可以從空間設計看出來[4]。(P203)博物館現在成為”整體目的”的其中一部分,假日行程的一部分包含兩天一夜、當地鄉村旅行和參觀博物館。現今「普遍的」博物館是一個能滿足參觀者各種需求的地方,開放、智慧空間提供更多主體和客體的介入。
現代的「客體」不再是在同時定位認同和相互關係的分類表上呈現自己,古典時期,東西成為一個客體是透過可見特性,但現在物品呈現自身是透過與人類的關係(Foucault, 1970:310)。科技被用來呈現作品片段的意義和介紹各種面向、多種觀點。(P204)例如Birmingham Museum和Art Gallery,有一個以「Gallery 33 Project」聞名的新展場著重於文化假設,展場名稱就指出這新方法:Gallery 33,是文化相遇的地方。互動式影音透過不同觀點和經驗的再現提供機會給四個關鍵作品斷裂和擴大的意義,在過去,博物館分類系統提供非常有限的參考框架給物品種類,(P205)直到最近才開始研究收藏品,「人們的故事」也在歷史被說出來、經驗被訴說時提供一個相對的例子,比起Scotland的國家美術館,這不是菁英的故事,而是日常生活的,博物館的經驗是吵雜、活潑和有善的。
新技術和實踐進到博物館是為了表達觀念,在過去,客體知識在設計一個展覽時是最重要的知識;現在,關於觀眾的知識同樣重要,透過社會學和心理學的學科資訊整合進展覽過程:社會學提供人口統計(誰到博物館),和誰對展示主題感興趣;心理學提供學習方式和方法的資訊,搭配特殊參考資料在博物館學習。在過去,展覽是由管理者籌備,當他們完成後再對外開放,這個生產過程是關閉的,這個陳設的完成品不允許任何消費者或參觀者的加入,但是在現在很多博物館中,管理者已經去中心化而由許多觀點取代,很多聲音被鼓勵進入,展覽的潛在觀眾被鼓勵對展示科技和主體物件有貢獻,標示出過去被忽略觀眾的管理意識同時浮現出來。(P210)
作為「客戶」或「消費者」的主體提供各種機會給參與今天的博物館和美術館,「目標觀眾」的概念產生,部分是經過這個過程,但部分是回應於博物館市場技術的介紹,這五年間,新的主體位置逐漸在博物館浮現,市場經理、開發人員和資金提供者現在都在博物館內工作。1950s、1960s和1970s年代,教育人員和設計者被雇用為管理者。(P211)1990年代,透過銷售員的技術和廣告人員主動招募觀眾,大眾市場技術和溝通技術開始被博物館環境採納,技術帶來的改變開始被觀察到。「產品」市場(博物館)不是為了金錢利益而是為了教育和娛樂價值,意味著對「販賣」的接納是從硬到軟,較少強調立即性的利益而較強調複雜交織的利益。在現代,知識不再被秘密、封閉性、文藝復興知識型循環結構形塑;也非古典知識型平面的、差異的;現在知識是透過三個面向、與人的關係界定的整體經驗所結構。理解的行動是透過複雜經驗、活動和娛樂,在學習中的主體和教學的主體同等擁有權力的環境中形塑的。主體位置比過去更加接近,前面的區隔在現在有不同的方法銜接,客體和管理者去中心化的地方使參觀者/客戶/消費者就有新的機會。
新空間、客體和主體的構連創造新技術浮現的條件。(P214)「有效」歷史顯示這些多樣化、片段的意義如何從客體中建構,成功的歷史是屬於那些可以捕捉規則並取代那些使用的人。(Foucault,1977:151)物質文化、具體客體、真實東西和主要資源的根本潛力是不斷再閱讀的無限可能性。是否作為作品新命運的一部分和作為整體制度的一部分的個體詮釋就是與博物館經驗化和脈絡化努力站在對立的位置上呢?Foucault認為,現代也不會繼續超越當代。當代博物館是否會顯示出當代的矛盾性?如果真是如此,那未來的博物館會是怎樣呢?(P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