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治”。也即成为官僚与乡绅、地方实权派、普通民众等复杂结合而成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官”与“民”相互对立，同时也相互补充，或者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利用，结果他们一起分担了地方行政。

将“军阀的形成”和明末清初以降逐渐膨胀的“乡里空间”和“乡治”联系起来，非主流显示出沟口先生的论述策略，不仅力图超越“现代化史观”和“革命史观”的限制，而且更深刻地揭示出背后制约这两种颇多分歧的史观的“欧洲标准”：“军阀显然是依靠欧洲标准无法准确衡量的中国历史的产物。

引自革命、传统与中国的“现代 ，非主流官方博克

我一直將北埔經驗是唯一種地方自治的新型態，但是我發現也許我的方向有錯，如果真如溝口雄三所區分的鄉治與地方自治是不同的，那麼我看到的北埔經驗可能更接近於"鄉治"，因為官與民的關係既對立又相互補充，許多事物掌握在宗親會手上，不過不確定的是，在何種意義上可以說民間與官方共同分擔了地方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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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他将“辛亥革命”放置在“明清传统”的延长线上来理解，这一极具挑战且颇有争议的观点绝非一时的奇思妙想，而来自于沟口先生对“何谓中国的‘现代’”这一问题持续数十年的严肃思考。就像《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揭示出的，“辛亥革命”的动力可以回溯到黄宗羲的“公论”和顾炎武的“封建”，但他们的思想也非空穴来风，而是植根于晚明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和政治经济更广泛的变迁。